髀设实践在贫民窟建学校1从基贝拉到马萨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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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初,我在朋友圈看到由中国在海外的大学生发起的贫民窟造梦计划(DBSA)。这个计划始于2014年,最初由五位在肯尼亚马萨雷(Mathera)支教的年轻志愿者立志于慈善,发起了筹款,为他们当时所支教的学校翻修房屋。他们在最初的项目之后,于加拿大正式注册了非营利性组织,并期待在2015年夏天带领志愿者回到马萨雷继续新的学校项目。

当时的我,已经在关注贫民窟问题——我的硕士论文完成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非正规社区的一手田野调查;正在进行中的博士论文则力图跳出对单个案例描述的记录,通过多个案例建立跨国人居的比较研究。为此,我阅读了大量相关跨学科的、从20世纪中旬至今的文献;我的(非正式)田野旅行涉足欧亚非大陆。在见识到贫民窟/非正规社区的不同面貌后,我对它们混乱和贫穷表面背后的逻辑和活力的来源非常好奇。也特别反感贩卖贫穷来吸引眼球的行为。

在非洲的贫民窟援建一所学校,或者去贫民窟支教,越来越被许多年轻学生和建筑师追捧。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听起来很酷的行动。但带着何种目光去参与这样的活动?其中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体验贫穷,感叹贫穷,带着光环去援助?与如何定义“贫民窟”一词一样,这些问题意味着各种争论。

由批判、质疑,到决心加入以实际做一些事情,在不打不相识之后,我作为造梦计划的项目总顾问,2015年夏天,在肯尼亚经历了两个月的实践。本文是基于过去实践的反思,旨在对贫民窟的议题抛砖引玉,供大家讨论。希望通过我的叙事,让大家了解到真实的“贫民窟”,也欢迎愿意了解贫民窟及其居民的故事、愿意参与贫民窟可持续发展的有志人士加入今后的项目。

2015年8月的一个清晨,我从自凌晨4点开始的不间断鸡鸣中,努力睁开沉重的眼皮。朦胧之间,一个黑影快速冲出铁皮小屋,随之而来的一丝光亮爬上眼睑。我这才回过神来,起身。哦,我在基贝拉——非洲第二、肯尼亚最大的贫民窟过了一夜。

“早安!睡的可好?”刚才的黑影露出了一张灿烂的笑容,这是我的当地摄影师朋友B,一个出身成长于基贝拉、20岁出头的年轻大学生。他自称“叙事者”——这是因为他对用影像纪录自己社区的日常生活投入了极大热情。在他的影像中,基贝拉不是隐藏在“贫民窟”这个标签下的贫穷与疾病,而是孩子们的欢笑、成年人努力生存的背影,以及发生在基贝拉的各种活动,还有社区中点点滴滴的变化。

B的家位于基贝拉西部靠近火车轨道的一个被三间房间围合的铁皮小院,他与读高中的弟弟挤在一间10平米房间的单人床上。他的父母则居住在另一间稍大的房间。小院铺设了碎地砖,并设有一个半围合的露天浴室、一排鸡笼以及各种杂物。这已经优于绝大多数基贝拉居民的居住条件。

B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取每天的生活用水。这天,他带着我,提着四个20升的水桶,来到主街附近的水龙头排队等待。清晨的基贝拉略显冷清,路上行人行色匆匆,越过泥泞的小道奔向不同的目的地。路边的小商铺大门紧闭,努力做大饼(chapatti)和油煎甜包(mandazi)的小贩干的热火朝天。正当我摇摇晃晃地提着一个水桶举步维艰地准备跨过一个泥坑时,B一把接过了水桶,拯救了快要摔倒的我。“你应该提两个水桶保持平衡”,他咧嘴大笑道。

在B 家享用过简单的早餐后,我们沿着火车轨道从西往东漫步。这条建于20世纪初的乌干达铁路,东起蒙巴萨,西达乌干达,成为连接东非港口与内陆的重要动脉。然而,对于基贝拉居民来说,铁路不过是市场与通往城里的交通——每天只有早晚两班,基贝拉里从未有过正式的火车站建筑。

铁路位于整个基贝拉的峡谷的高处,特别在是Gatwekera村和Laini Saba村边缘的这两段轨道,充斥着来自中国的生活用品、来自发达国家的二手衣服(Mitumba),以及卖着从西服到二手电器到蔬菜水果的地摊和商店。然而近年来,基贝拉内的铁路承担了另一种全新的角色——接待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白人游客(Mzungu)”。

贫民窟问题,自20世纪中期以来,被学术界和国际机构的聚光灯聚焦,在21世纪也进入了普通公众视野。一夜之间,贫民窟旅游成为一项时髦活动。与此同时,消费贫困招致了道德、经济以及政治上的批判。相关利益方各执一词,进行着永无休止的辩论。

作为全世界最有名的贫民窟之一,在基贝拉,人们早已对每年7、8月纷至沓来的白人团体麻木。参观路线通常也是固定的,他们会从西北部的OLYMPIC进入,参观一下用动物骨头为原材料制作首饰的作坊,然后沿着铁路俯瞰,再参观一个并没有发生太大作用的堆肥站(Biogas station)试点、一个孤儿院或学校,到达主路后乘车离开。

肯尼亚的贫民窟居民,尤其是大多数成年人,对被拍照有种莫名的抵制。他们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外国人会从他们的照片中获利。然而孩子们有着绝然不同的态度。当你行走的时候,孩子们通常都会挥着手,遥唱着“How are you, How are you”,期待着定式回复,或是自己干脆接上那句“I’m fine, and you?”。

这些外国游客看到的,是否是基贝拉真正的生活?作为贫民窟居民,同时身为基贝拉内最大NGO之一的执行官,Kennedy ODEDE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中阐述了他童年的经历,并且点睛道:

“我们必须持着公正的态度来看待贫民窟旅游的初衷,很多外国人去贫民窟是希望理解贫穷,冥冥之中他们被期待着可以在地经历之后做些什么… 然而,除去那些零星的评论,观光者和我们并没有任何对话,贫民窟旅游就像是一条单向行驶的车道:他们拍下照片,而我们失去一些尊严。”

与之类似的,是出身并成长于贫民窟、为联合国人居署工作的G充满愤恨的一句:“我们被等同于了马赛马拉地动物。”

当观光者的相机专注于感慨贫穷,呈现灾难化的场景时,B的相机则执着于基贝拉日常生活内部的各种变化。他痴迷地带着他的二手相机,记录清晨的水源危机、晚霞、道路整顿、足球队、画展、夜晚的繁华、拆迁、学校的罢课、街边食物,以及小人物的挣扎、骄傲、快乐和难过。他把他的照片集锦称之为“基贝拉故事”(Kiberastories), 没有定语,没有修辞,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引导,淡淡地用照片和一小段文字讲述着别人地故事,并向外面世界的人打开了一扇扇小窗户。

7点30分,从轨道高地俯瞰炊烟袅袅的基贝拉地平线,远处火车车鸣刺破了平静。火车缓缓驶过了我们等待的地方,停在了百米开外穿着警示服的工作人员身边。“快!”B拉着我跳过垃圾小丘,跑到某个车厢入口,并在火车重新驶动前进入了破旧的车厢。车厢内部的长条木凳已被各种神态的人们挤满。我们只得选择了洗手盆的小隔间。此刻,火车缓缓启动,窗外的铁皮泥土小屋们动了起来,由于距离太近,很久一段时间眼前都是模糊的景象。瞬间,视野又被拉到远方的地平线。

在现实与虚幻频繁交互当中,火车在基贝拉另一端停留了一阵,驶入了市中心地边缘,停在了根本看不见月台的空地。全车的人不得不跳下火车,行走在斑驳的铁轨上。人们充满困惑地行走了十分钟后,终于爬上了月台抵达了一个出口,此时,检票人员伸手索要价值35先令的火车票。我尝试问了一句 :“可以留下当作纪念品嘛?”“No!”工作人员眼皮也不抬一下,面无表情地拒绝了。一旁的B为了安慰我,给我绘声绘色地讲述去年他带着德国朋友因在出口拍照而遭到工作人员骚扰索贿的情况,嗯,这是肯尼亚令人讨厌的一面。

我们这天需要换车前往肯尼亚的第二大贫民窟马萨雷——另一个我已经工作了一个半月的地方,为我们建设的学校揭幕。基贝拉与马萨雷分别位于CBD的西南方和东北方,相距15公里左右。而在空间形态上,马萨雷和基贝拉相去甚远。相比基贝拉错综复杂的地形,马萨雷峡谷的范围基本是以河为中心,南北各有一条平行的主路。河谷高处是由其他基础设施——例如肯尼亚电力、Thika 路和Juja 路——为界所限制出的一块区域。

卫星图可以明确看到,马萨雷东西两头以及南侧的Juja路沿岸区域很多都是公寓式的高层建筑——被贫民窟居民戏称为“中产阶级”的群居地。因为租金低廉且生活出行方便,公寓的单人间不少是附近上学的大学生借住。科尼亚体育只有在马萨雷中心区域的居住区才是典型的贫民窟棚屋。这种空间的分布和马萨雷峡谷(Mathare valley)的发展史不可分割。

马萨雷峡谷的发展过程 1964-1971 © David Etherton 1982

整个马萨雷峡谷占地约200公顷,其中34%的土地属于国家,8%属于内罗毕市政,其余属于私人财产。非法占据(squatting)或从土地所有者(通常都是印度籍)那里租赁土地建设房屋的行为,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出现。1950年代,形成了9个小规模的独立村落。由于被当局认作是与茅茅起义(Mau Mau revolt)相关的基库尤人(kikuyu)的据点,西侧的一号村(villgae I)1954年遭到定点清除,大量基库尤人,或被拘留,或被遣送乡村。

真正让马萨雷的空间分布产生巨大变化的里程碑,出现于1960年代末,即被称为公司合作社住房(company housing)的投机性房地产建设风潮。最初,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是有一定积蓄的原非法住民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权益,决定合资买土地作为自行居住用地而发展起来的。他们的购买行为促进了土地升值。除了这些本地的合作社,其他来自中产阶级的合作社,也认识到马萨雷的地理优势以及发展价值。因此,大量外部资本介入了合作社住房的建设大潮。

仅1970年初,就新增7628间房间单元(Etherton, Mathare Valley: A Case Study of Uncontrolled Settlement in Nairobi, 10.)。这种新建的公司合作社住房,密度上远远大于已有的村落。他们虽然提供一定基础设施(水和厕所),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合作社,并不会考虑任何社区公共空间以及其他软性设施。因此,合作社住房的空间肌理,以一种均质的群居模式呈现(一个单间一个家庭)。这些当初只有一层的合作社住房,正是马萨雷河道南侧地区(包含西侧)高层公寓建筑的雏形。

Huruma地区-原来的合作社住房区域 © Min TANG 2015

河道北岸的大片土地为政府所属用地,因此整体发展缓于南部。马萨雷北部“地点与服务”项目(Mathare north site and service)由世界银行资助,内罗毕市政府和房屋发展局主导,于1980-1982年进行四个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在1985年之后进行了地块(7mx19m)的分配和以地块承配人建设。

“地点与服务”(Site and Service)项目是由1970年代世界银行主导出资、联合第三世界各国政府为解决贫困人口住房危机而提供的一种解决方案。

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这种方案强调由政府提供地块(plot / site)和基础设施(service),由受益人自己投资根据自身社会经济资源进行初建和扩建。

Mathare north site and service地区 © Min TANG 2015

与马萨雷北部相邻的马萨雷4A区域,原为荒芜的采石场,以及稀疏的、非法占据市政用地的村落。在1990年代,由德国政府提供资金对其进行升级。此项目旨在改善25000名居民的居住条件。由内罗毕主教区出面建立的Amani 住房信托(Trust Housing)作为执行部门,在1990年代末期开启了涉及6000户人家以及一条12米宽的主干道的建设试点区域。经过多重政治波动后,终于在2007年完成了98%的基础设施扩建和50%房屋的升级。在这样的影响下,马萨雷4A区域有许多砖砌的低层建筑,主干道两侧随处可见各类商铺、流动小贩、机动车。所需物品应有尽有,日暮时分便愈发热闹。目前4A地区有一所德国医院、一座容纳1500人的公立学校,以及近30所私立小学。

河对岸的Bondeni以及Shantit区域的氛围大不相同。这片区域是当年三号村(village III)的所在地。1970年代的报告已指出,三号村的侵占(squatter)行为缺乏组织,商业设施与公共设施相较其他村落也有所不足。

作为非法制酒产业(当地称为changaa)的集中地,这片区域一直以来是马萨雷居民口中最危险的地段。这不光因为那些躺倒在路边的醉鬼,任何外来者都牵动着非法制酒者自我防御的敏感神经,还有因缺少就业岗位而游荡在街头的坏男孩团体。

走在Bondeni的主干道上,两边尽是破败的铁皮小屋,与4A的彻底商业化相去甚远。科尼亚体育这里街道两边几乎没有商铺,通往河边的小巷深处浓烟滚滚,走近一看,便会发现成排的、被烈火熏得漆黑的柏油桶,盛装着劣酒原料,在河边进行蒸馏。长期用于制酒的河岸,沿线房屋都变得一片漆黑,非法制酒也严重污染马萨雷河地支流水域。此区域地学校数量与4A地区相差悬殊。

与基贝拉几乎清一色的棚屋大不相同,由于历史原因,马萨雷的肌理和区域更加多样化。从马萨雷的整个发展史及各个区域的简介就可以看出,它的绝大多数区域建设以及土地所有权都是正规的,或是受到了政府的援建,或是由私人公司投资开发。但讽刺的是,无论官方主导的“地点与服务”项目,还是公司合作社住宅,如今都被定义为脏乱差的“贫民窟”的一部分,而马萨雷继续戴着“肯尼亚第二大贫民窟”的铭牌,伴随着“暴力”、“贫穷”、“”、“援建”等标签,出现在各种媒体上。

内罗毕,这个东非最大的都市,非正式部门雇佣了这个城市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有相当份额的城市收入的生产和消费都在所谓的贫民窟中。而内罗毕市内的100多个“贫民窟”容纳了60%的人口,其中90%都是租户,年轻人的流动性极大。

到底是谁“制造”了贫民窟,谁又利用了贫民窟这个标签,还有多少其他标签横在这些社区和公众之间,这样的标签又对其中的居民有怎样的影响。在马萨雷项目建设、调查以及和当地居民/社区团体合作的两个月中,我一直带着这样的问题。后文,我将通过不同的几个专题来一一阐述。

唐敏,比利时鲁汶大学以及法国巴黎一大(先贤祠-索邦大学)建筑学双博士候选人。

致力于跨文化地域的人居环境比较研究,关注和后殖民城市景观。博士论文主攻以日常生活视角下对伊斯坦布尔、孟买、上海以及内罗毕等大都会中自营建构社区的机制与活力进行解读、纪录与再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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